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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明清犍为人口状况  

2015-12-27 19:42:56|  分类: 犍为历史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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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文:  康广才(犍为才哥)

 袁伦卿转载自《微博犍为》

    当前各地十分重视发掘文化底蕴,促进文化建设,开发文化产业,达到文化欣赏及文化传承之目的。今天要欣赏罗城船形古镇,去领悟玉津镇上的兴仁巷,到清溪小镇看九宫十八庙,游县城宏大的孔子庙和气排的节孝碑,还有要访亲问祖寻根,探究民风民俗,那就要深究明末清初的“湖广填川”大移民,就要分折明末清初犍为人口锐减之情。

   “湖广填川”对犍为近代经济、政治、文化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,其中促使犍为成了当时中央政府关注的“金犍为”,也为今天的犍为留下了不少宝贵的财富。在这次人口大迁移中,犍为有着自己最大的特点:一、川内汉族人居住区里人口幸存率最高的县域,所以犍为没有断代史;二、接纳省外移民时间跨度最长的县域,表现出非常活跃的人口流动;三、长时间男多女少的社会现象促进了家庭及婚姻观的创新;四、移民运动末期涌来的人员主要是仅有劳动力的贫民和川内外的富人,促使非农业迅猛发展。接纳移民后的犍为取得了辉煌成就,犍为成为四川的“读书之乡”“官宦之乡”、“盐业之乡”,在民俗风情和家庭道德上,又是“忠孝之乡”“妇女辛劳之乡”。而历史教训已是深刻的。单一盐矿业盛行一时,矿产萎缩后,人口转移于农业造成生态严重破坏,抑制了社会的发展;人口不断增加,贫富殊悬过大,社会矛盾日渐尖锐,还有汉族的排“夷”思想造成地区民族矛盾加剧。总之,这段史实有较高的经济学、政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价值。本课题为“清朝‘湖广填川’对犍为发展的影响”,分为四大部分:一是犍为人口锐减情况,二是‘湖广填川’的省份和政策,三是移民促进了犍为发展作,四是过度移民产生了不良后果的负面。而本文要探讨的是犍为人口锐减情况及其原因。

    一、明末清初犍为县域人口大减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犍为县明清朝代户口比较增减表


明清犍为人口状况 - 缘歌 - 水涓精品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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注:此表数据来自于《犍为县志》民国二十八年版

   明朝、清朝户口比较:犍为人口减少76%

   犍为明朝人口虽然增长缓慢,但人口绝对数量是增加的。正德(1506年),嘉靖、隆庆、万历(1573年)等四代皇帝间,由户口1559户,14832人,增至1765户,人口22077人(约在1620年统计),长达成114年,犍为人口净增7245人,平均每年递增64人。

  入清后清查户籍人口,顺治末年(1661年)统计,有5137户,人口5137人,在近四十年中,人口减少16940人,减少率为76%。参见省志资料,可以看到犍为与整个四川的人口变化形势一致。

   四川在唐朝人口增至585万,宋代人口突破1000万大关,宋末元初,四川人口跌为60万,人口减少940万,留存人口6%,这是第一次浩劫。明代人口缓慢增加到310万,时间跨度,可从元朝政治稳定到明朝衰退时,有349年(公元1271年至公元1620年)。明末清初,由明朝万历末年人口310万,减至8万,人口减少302万,留存人口2.5%。这是四川人口最低点。

   在这宏观材料下可以推论犍为人口历年情况:人口最多的时期应在宋代鼎盛时期,人口估计是明朝的三倍,约6.6万人(明朝2.2万人);在清朝初年,犍为由于在四川盆地的边缘,山地丘陵地带,原川籍人口保存情况较好,但也仅有26%人口保留下来,犍为人口跌到最低点。

二、四川战乱祸及犍为,战乱至使人口锐减

   明末清初长达近40年的战争,战争不仅杀死了军中男子和政客官员,已杀害了无辜百姓。这40年犍为都经历了“张献忠进剿四川” “明军杀人” “清军入川杀人”、“吴三桂反叛”,每个阶段都使犍为人口减少。

   1、 张献忠进剿四川 

   1644年至1646年,张献忠进川,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。大西政权受到地主武装的敌视,地主武装也受到张献忠严厉的报复。这时可看为:明朝农民起义军与明朝政府军的战争。

   从整个四川范围看,张献忠义军杀人情况:清朝顺治元年,公元1644年,张献忠攻入重庆,明朝官吏整家整家的被杀,就是投降的一万多人的明朝官兵都被“断一手”。 “屠城三日,方招安”。一般是围城三日不投降的,攻克后便有这可怕的结果。张献忠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,各地地主武装都不予承认。张派下去的府、州、县官,“有到任两三日即被杀,甚至有一县内三、四日内连杀十余官者”。张献忠于是使派兵四下清剿,追杀明朝宗室及地主武装。由于斗争形势险恶,在清剿中当然也有滥杀现象,如围困灌县后,就“不论宗室,佃民皆杀之。”有一年冬,在四川进行空前的烧杀破坏,他遣四将军将号称60万大军分屠各县,将亿万宝物掷入锦江,决水放流,自谓“无为后人有也”。在1646年开科取仕时,由于他怀疑读书人中有奸细,便把几千名考生“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”。这几千名考生中,现仅凭犍为县志编载“节妇表”就找到了二名犍为籍的读书人遇难:“任氏,彭大同妻,大同为献贼逼试”“越六年,任氏投缳死(上吊而死),入祀”;“梅氏,张廷机妻。廷机因献贼逼试被难,氏闻之,遂投河死入祀。”可见,彭大同,张廷机就是这次遇难者。县志未记入而死于这次考试的犍为书生一定还有。史料写道,清将赵荣贵入成都,因见千里无人烟,只好退回四川北部的邻近甘肃省的藏汉杂居地平武县。这是因为张献忠建大西政权前后在成都杀人太多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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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就犍为县域看,张献忠的军队杀人也不少。

  百姓受害——紫云城有一家五口三人被杀二人幸逃脱险的史实,“段氏,鲍怡妻,明末献贼之乱,氏翁及夫俱被害”,她背着小姑牵着儿躲在山中,被抓获赶到“屠所”,“将刃之,天聚雨昏黑,得免。”“贼退,姑已惊惧死,氏寻翁及夫骸,手自锄土并葬。”还在一故事,“明末时田茂春读书云龙寺中,一羽士(看相的人)来相许曰:‘此子气骨超脱,不堕尘网。’至樊贵吾前曰:‘此子一双伶俐眼’。其他二十余人,不置一词,塾师送至门外,乃密语曰:‘鬼相也。’”“后献逆入蜀屠戮殆尽,独二公得脱于难”。可见,这二十多个读书人中,仅有此二人活了下来。

明朝文人官吏遇难——乡贤周正不投降而父子三人被杀,陈天佑举家四口死去。史料记载“顺治甲申元年(公元1644年)八月,流寇张献忠之将任元佑陷城,乡贤周正父子三人,陈天佑夫妇及二女死难。余光祖(县城人)在为周正作传写到:周正被掠至县南虎哮坝(今苦河坝,黄旗坝河对面),逼降杀之。其子亦诸生闻父被掠,自龙池大脉溪(铁炉乡大沐溪)奔县与父同死焉。将去云南归化县任明朝官员的李大年不授大西政府官职而遇难。史料这样写道,李大年县城人,会宰(恰好将去任职于)云南归化县,献乱通家(全家)驻守城门,城陷。执授以伪官不受,贼脔之(将他身上的肉活活地一小块一小块地割下)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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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妇女在战乱中受害——在史料中详细记载的就有七人。其中陈家二姐妹之死,“陈氏二烈女,清溪乡举人陈天佑之女,献贼至,城陷……乃至贼营见父母尸,指贼大骂,挺身撞石,遂遇害。”还有吴氏二婆媳和李氏抗暴至死,“吴氏二婆烈妇俱早寡,值兵变为所获,皆挺身冒刃死。”“李氏马标妻,李坚之女,值贼陷城,避不及投井而死。”还有为丈夫脱逃而带孩子一道自杀的胡氏,“胡氏袁腾芳妻,献贼陷城,恐夫以母女牵连,劝其自逃,腾芳不忍,流连久之,氏乘夫探贼外出,母女自尽于室,夫由是无顾遂逃得生”。

    2、 明朝官军杀人 

   明军在1644年崇祯皇帝上吊自杀前称为“官军”,但是纪律已经败坏,在四川与张献忠作战的左良玉、贺人龙、猛如虎、甘良臣、赵荣贵等部,都以“纵兵淫掠”出名。这时的四川明军军用物资南明政府难以拔给,所以从百姓中抢夺,对抗大西,也滥杀百姓。对于大西官员,他们抓到后“投之火,沉之水,或生剥其皮”,对于百姓是“牵其牛,掠其人,夺其粮,焚其舍”,无所不用其极。

犍为县志:“顺治二年(1645年)四月,故明参将杨展由叙州(宜宾)统兵过县,杀伪县令(大西政府任命的县令)任元佑,起义讨贼,复占嘉叙(乐山、宜宾),十一月献忠自号大西国,改元大顺,是时清虽定鼎京城,四川穷远,鞭长莫及,听其寇者自寇,卫者自卫。当时之,杨展虽明参将而明已亡,其奋力杀贼亦自卫,地方恢复耳。”这是原明朝参将杨展在犍为杀人的记录。

“顺治5年(1648年)九月,杨展遣降将袁韬移驻犍为。”“顺治6年(1649年)七月杨展被其将袁韬等计杀,韬虏城。”这是军阀内战,百姓受害难免。史料所载,“吴氏烈妇,适夫死,新寡子幼,值兵乱携子逃避,为兵所获,迫至翠屏山之所,兵出哨,嘱其子作生计,遂自缢。”

明军“杀”人:县志常用“值乱”、“献贼”来区分明军与张(献忠)军。

     3、清军入川杀人

   16471650年,清军进入四川,与明军在重庆、遵义、乐山作战,与农民在成都和川东作战。这个时期,清军远道而来,虽然军事力量与川内南明及其农民军不分上下,但疲惫之军与守军相比,清军处于劣势,却求胜心切。大局已定,胜券在握的清军,在作战宗旨“农民军将是角逐的对手”“出师目的系扫除乱逆”的指导下,对大西政权下的官民及军队的屠杀残暴程度更胜于张献忠及南明军。

1647年,清将梁一训从成都撤退,“驱残民数千,北走至绵州(今绵阳),又尽杀人,成都人殆尽”,这里的“数千人”为何被杀,是因为被杀人员中有大西军的家眷、大西政府官吏、归附大西的臣民。

1651年,顺治帝命令吴三桂入川,在此后的几年中,他杀刘文秀所部近千人,王复臣所部4万人,梁杰英部(皆南明军)二千余人。

    犍为县志载:“辛卯八年(1651年)清兵击退献贼(张献忠军队)余党,县境始平”这完全是吴三桂大军入川所致。

    这个时段的死亡人员,在川内主要是农民军和南明军余部,百姓遭难较少,但残暴程度也有胜于张献忠及明军。

   4、吴三桂反叛祸及百姓

    16731680年,清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、贵州发动叛乱,并攻入四川。清政府为了平叛,花了7年时间。

    1674年,已经叛乱的吴三桂令部将谭宏取阆中(四川临时省会)。5月,清军破朝天驿,谭宏闻风而逃。“广(元)、南(江)、通(江)、巴(中)、太平(万源)诸州县,宏兵(谭宏败兵)络绎不绝,勒索居民,十室九空”。清军再次入川后,采取报复性杀戮,如安岳、逐宁“而县绝人迹,少烟火者二十余年”,安岳阳已是“户不盈十,丁不满百,无以设官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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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 犍为志记载:

   “康熙十二年(1674年)吴三桂反云南,以明年为大周元年建号,昭武县属于吴”(昭武县即犍为县,第二年称帝,实为1678年称帝)。

   “康熙十九年(1680年)将军赵良栋游击李述芳,驻县,扎营盘山(营盘山,今翠屏山与清溪镇洛江坝大山坡之间),以防吴三桂兵”可见,当时的犍为已是战争地区。

    三、 粮食匮乏而人吃人

    明末清初四川人口的锐减,另一个主要原因是:军人杀人吃,百姓也吃人。

    连年的战乱彻底摧毁了四川的生产力。当时的情况,壮丁全部变为士兵,各派军队作战都需要兵源补充,常采用强迫手段,不去就杀。而地方性的绅士武装也要兵员,多以经济利益和道义引导而入伍。昔日经济繁荣的盆地中的各州县变为了战争中心地带,老弱被杀或饿死,年轻妇女在战乱中未死者,要么就躲藏起来,要么就被军队抢为妻妾。良田荒芜,这样,军队的首要任务仍然是为生存而“打粮”。现存粮食吃光后,只好靠“人粮”而活。人类走到这一步,自然离灭绝就不远了。

    关于吃人之事,为了真实性,特别引用欧阳直《蜀乱》。欧阳直是广安生员,二十余年的官场生涯,先后任职于大西、明朝、滇和清诸将间,历任数十次官,七次娶妻妾,流转数千里。由于身世复杂,所以对任何集团不会脱离实际情况而褒贬,加上他的记录的都是“第一手资料”,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蜀乱的真实性。

   《蜀乱》记载,从1645年至1649年,全川“计九府一百二十州县,唯遵义、黎州、武隆第处免于屠杀,上南一带(嘉定)稍存孑遗,余则连城带邑,屠尽杀绝,并无人种。且田地荒废,食尽粮空。未经大剿地方,或有险远山寨,间存三五遗黎。初则采芹挖蕨,继食野草,剥树皮。草木俱尽,而人遇亦相食矣”。这一史料是一个对当吃人的概述。而他的另一个目击记就更具体化了。“余自内江同溃兵过威远,遇数十饿民邀于路,见人众,不敢近,犹狂呼曰:‘走不去的丢下两个与我们做饭罢!’及入一村,见冷肉一锅,一小儿传呼吃‘牛肉’,众人奔食之——时已绝食六日矣——乃进厨中,见烹熟一无发小人头,乃皮脏在簸内,盖所食者即人肉也。又合州土豪李调燮尝对余言及,彼集土兵扎寨时,无粮,每发兵捕人,谓之“人粮”。凡拿到人口,选肥少者付厨下,余者瘠瘦,乃付士兵,烹宰俱按整猪羊法。李入杨展营,人赠以绰号曰:“万人坟”。

    饥民吃人,乱军吃人,清军也吃人。顺冶4年(1647年)清署四川川南叙府总兵马化豹奉命攻打杨展,他在“塘报”中所写“战兵叙府(宜宾)已八月,叙属府县止催稻四十八石(每石150斤),粗米九石,何以聊生。所部官兵俱分骡马宰吃。日逐禀泣,难堪度曰。凡捉获贼徒,未奏职令正法,三军即争剐相食”。

    犍为境内也有吃人的记载:“明崇祯末年(1643年)献入蜀,所至屠戮,惟从贼者得免。犍为余某随营以图自存。一日贼掳一人取其喉间血,食之。夜半复苏,余解其缚,令逃去。承平后,余入山忽遇其人,邀至家,命妻子出拜,感激再生,谢以金,余不受而去。”这是先吃人血之事,还有乱军杀人记载太多,但尸首如何处置却记载很少,是掩埋了,还是被吃了?不得而知。而弱者吃什么呢?“明崇祯末清溪乡人避献贼之乱,相携入山,有老妪不能行,众舍之而去,越数月归即其处,视之犹生,问山中有所何食,对曰:‘有人遗我以桃李’。众视之,乃泥丸也。相与负归,饮食之,寿九十余乃卒,诚异事也”。这个记载可分折出:躲战可带老人入山,有一定食物共享;平息而出山却丢下老人,可见食物已太少;老人数月可吃的不仅仅是泥,还有草木果食之类。另外,犍为县志多处记载,因病而“割股(大腿)救之”。这样作的目的,可认为有二种:一种是直接写为“伴药”而吃(史料中已有这样记载的),另一种只写“割股救之”,有可能是代病人受罪之意,感动上天以去病也。前者实质上是让饥饿而病者吃人肉。

    至于明末清初天灾怎样呢?查阅地方史可得,这时期没有能造成饥荒的洪灾、旱灾和虫灾。明朝最后一次大的自然灾害是1603年秋,仅为“岷江水暴涨,石城墙多处冲毁”。清初的自然灾害,16507月,犍为大旱,整个县域一片枯黄;16927月,岷江大水;1763年大水入县城内,冲走一城门,第二年培修城墙。

然而,饥荒却特别写明“顺治三年(1646年)大饥荒”,“顺治四年(1647年)又大饥荒”,可见这二年的饥荒与自然灾害无关。而大饥荒又在战争末期,是战争之后果。

    总之,战乱是造成四川人口锐减的直接原因,无论是乱军吃人,还是百姓吃人都是战争造成生产力被毁的结果。四川总人口减少97.5%,犍为人口减少76%,这是移民的最直接原因。

    四、犍为人口幸存率高

    四川起于明朝崇祯末年(1643年),止于康熙十九年(1680年)的战乱,最后仅幸存6万人。这一人口数据统计时间是顺治十八年(1661年),后来还有清军对夔东十三家和南明余部的彻底围剿,叛军吴三桂的七年平息之战,所以到了1680年四川人口应小于6万。这6万人应包括寄籍于四川的清军家属、张献忠降部,真正的明朝四川遗民就更少。

而且四川遗民分布于盆地四周的山地和丘陵地带,特别是靠近川北羌藏居注区和西南夷人区,而盆中各州县就太少了。

    成都府:顺治四年(1647年)清军入城,看到的是蒿草遍地,虎豹出没,只敢住在城墙上,后撤回阆中,二十年来阆中作为四川省会。康熙三年(1664年)才只有残民数百家,四川总督、巡抚及各衙门才开始逐渐迁入成都,用了三年时间,省会才全面正式工作于成都。可见,成都市区几乎无原川人,数百家好些是张献忠的军儿家属或退伍军人家属,籍贯多为陕西、湖北和湖南。

重庆府:康熙元年也只有数百家。

    崇庆县:康熙六年为一百三十三丁。

    合川邻三县,合计遗黎才百余人。

    大宁县(巫溪:川东,三省交界处,是重战区):民无遗类,地尽抛荒,而裁归奉节县。

    新宁县(开江):土地荒芜,人烟稀少,而裁归梁平县。

    井研县:有十七户;

    南溪县:有七户;

    简阳县:有十四户;

    仪陇县:有十余户。

    盆地边沿的,通江县在川东北部,属米仓山区,留下人口较多。其县志记载,一地主朱应先带家小及佃户逃进山洞,活者百家,抚流亡者千数。

    犍为,因背邻山区而幸存较多,有五千一百三十七户,约每户平均一人。 至今犍为流传一种风俗:端午节门旁挂菖蒲,用来避邪躲灾。这是由一个传说演变而来。张献忠剿四川,人们纷纷离家躲避兵乱,张的一队人马杀来,只见一妇人背着一个六、七岁男孩,手牵着个四、五岁的女孩,遇军丢下女孩而跑去,一将官拦住她,她跪下求他说:“不杀这一男孩,他是我的小叔子,女孩是我的女儿,只要放小叔子一条生路,我和我的女儿任其处置。”义军感动,都也免杀,叫她回到自己所住山湾的家门前挂菖蒲为记。将官传令:挂有菖蒲的人家免杀。这善良的妇人把挂菖蒲的事告诉了整个山湾的人,义军来到山湾清剿,只见各户都挂有这一标记,结果该湾的人都幸存下来了。不论故事的真实性如何,的确因犍为地形特别而幸存人员较多。至于史学者对挂菖蒲之俗解释:“菖蒲,《仙经》称为,水草之英精,神仙之灵药”。今天年老者认为此举能消灾避难更与这个传说有关。

    犍为幸存口分布主要在战争骚扰少的山区。如石溪镇易守难攻的水晶寨留下了无人战亡的保卫战,罗城铁山幸存的“铁山夷人”。而常住于坝区名门望族也是入山区躲难,太年后才部分迁回。如:“李士廉,县城人,李杠之子,十四岁避献乱于铜河(大渡河)小来村。康熙初,回清溪真觉寺任教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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