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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志

 
 

金井宋仁伯的故事  

2016-08-20 14:45:04|  分类: 历史记忆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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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著:WUCHANGWEI        转载:袁伦卿
金井宋仁伯的故事 - 缘歌 - 水涓精品屋

 

(一)

    1971年7月的一天,一辆军车开到犍为县罗城区金井公社场口。处在夹皮沟中的街镇,只有二百来人口,十分闭塞。偶有货车颠颠簸簸运走农副土特产外很少有汽车到来。突然来了军车,立刻围拢不少看稀奇的老百姓。

    车上载着一家六口和行装。一位军人模样的中年男子,下车站在路边神情黯然。中等身材,宽宽脸型,眉宇间隐含着不可名状的感情。他叫宋仁伯,军事科学院战理部助理研究员 ,团级军官 。因为坚持“文化大革命搞错了”的认识 ,坚持为刘少奇鸣不平 ,受到“开除党籍复员回乡监督劳动”的严厉处分。带着妻儿回到阔别二十余年的故乡,度过五年多艰辛的 “改造”生涯。

     金井公社新武山是个小村庄,四面群山环抱,中间分布着一座座馒头似小丘 。层层梯田水汪汪像嵌在小丘上的明镜。一片很大的水塘倒映着蓝天、白云 。竹林、农舍散落在山水间。宋仁伯的老家,正坐落在山脚下一座土筑瓦盖的老屋里 。男耕女织的家庭分工,在古老中国相沿了上千年 。解放前宋仁伯的父母却过着女耕男织的日子。父亲宋苏泉有一手织家机布的手艺,一年到头不停地飞穿着梭子 。织成的土布赶场天上街摆个摊摊出售。街坊地邻都喊他“宋布客”,宋布客家的日子也还过得去。

     宋仁伯自幼读书勤奋刻苦 ,从当地小学读到成都西北中学高中毕业,成绩一直很好。一个无钱无势的农家子弟,在旧社会想求生存,不图读书出头,还能追求什么呢?凭着努力1947年考入重庆四川省立教育学院农产创造系就读,是一名活跃分子。为争取学生合理待遇,充当代表与校方谈判,发动全校总罢课最后取得胜利,因此被选为班长。解放前夕国民政府面临崩溃,物价飞涨民不聊生。各地反饥饿、反内战声势一浪盖过一浪。这时的宋仁伯接触到一些进步书刊,尤其被秘密发行的进步《挺进报》吸引,认清了形势投入到革命洪流中。1949年三月十七日这天,他发动带领全班同学,参加了重庆市公立四院校反饥饿游行,接着又参加了全市四十一所大中学声势浩大的示威。

    1950年1月,宋仁伯投笔从戎考入军大,10月部队开赴朝鲜战场作战。1953年回国后授予中尉军衔 。1963年调军事科学院任战理部助理研究员,参与编写军史工作。他就是这样一位与新中国同龄的军人,为党为国忠心耿耿,可是史无前例的那场“革命”,把他推向痛苦深渊。

(二)

    浩劫开始了,一批又一批军内高级领导干部 ,一夜间被打成“三反分子”,遭受残酷批斗,人身摧残。“革命”要了不少革命者的命 。 军事科学院属“四大”开展单位 ,院首长们难逃此劫   。一次学院红卫兵批斗副院长宋时轮上将 ,宋仁伯实在看不下去 ,挺身而出指责红卫兵乱干,结果反挨批斗 。有一天红卫兵贴出海报,要批斗牛芳稷将军 。他愤然在海报上批了一付对联:借群众名义尔等人有假 ,为人民服务牛芳稷乃真。红卫兵骂他是“保皇派”又挨斗争   。刘少奇被打成“头号走资派”,他 坚决反对 。

     红卫兵称刘少奇是“中国的赫鲁晓夫”   ,他针锋相对“毛主席说三天不学习不如少奇同志”  。后来刘少奇成了“叛徒、内奸、工贼” ,仍不改初衷,始终为刘少奇鸣不平。宋仁伯虽是军人也爱舞文弄墨,写 了两付对联嘲讽林彪、江青一伙篡党夺权阴谋。其一:麦浪无鱼杨柳垂丝空作钓,宫廷虚设处心欲夺亦枉然。其二:造反有理怎么来的怎么去,欲加之罪微词箍紧微词安。从大量事实认定文化大革命错了,又写了一付对联:文化大革命革命被革命奇怪,开国众功臣功臣变罪人可悲。

    宋仁伯虽属团级军官,但毕竟是个教员。团级教员在军事学院并不鲜见。按理他也是群众,不是“文革”对象。就因为坚持“  文化大革命搞错了”, “刘少奇整错了”,遭受的残酷批斗比“走资派”、“三反分子”还要多。无论怎样批斗,他总是花岗岩脑袋坚持观点,不改初衷。在那是非颠倒、人格失衡的年代,左右摇摆有的是,见风使舵有的是,随波逐流有的是,折射出灵魂的扭曲。象宋仁伯这样的军人,只要稍识时务,反戈一击必然成为革命群众 ,可是他作了否定回答 。无论怎样折磨、批斗他不悔改、不垮掉。斗不垮,不得不说他“患有精神病”,强迫送进精神病院。 经过十多天观察、 检查,医院结论“精神活动完全正常,生活适应能力完好,情感协调”,通知带回单位。1970年5月,宋仁伯下放湖北某军队农场劳动改造。为“挽救”他,只要改变对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认识可以从轻发落。他拒绝了诱导,最后被视为“顽固不化,死不悔改”受到开除党籍、复员回乡、监督劳动改造的处分。漫漫旅途,一辆军车载着他一家六口,载着始终不改的观点,回到生养了他的故乡。之后五年的艰辛劳动,困难的生活处境,没有磨掉他虽九死而不悔的意志,仍我行我素,否定“文”,为刘少奇鸣不平,反对批邓。那是在“四害”猖獗的年代,这会坐牢甚至杀头的。

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 (三)

     宋仁伯回到阔别二十多年的老屋。这老屋原为父辈分家的一半,另一半住着在公社工作的堂兄一家。做梦也想不到还要重返故里,属于他家的三间房,早已由堂兄代管,作为堆放柴草杂物的地方。回来了,家徒四壁床没一间,桌没一张,凳没一根。靠堂兄一家帮助或借或买,凑合添置些生活、生产必须用具,总算安下家来。他是复员,有不多一点复员费。安个家要买锅缸碗盏,添置农具什么都需要钱。政府还要供应半年口粮,六口人口粮也得要买,四个子女读书还得花钱,窘困艰难可想而知,何况半年后停止供应粮食,就得靠工分过日子,他必须面对由军人到农民的转变。

     从京城一下子落难到穷乡僻壤,好象从天上不经意间掉到地下,一家人尤其是宋仁伯要承受生活的煎熬。小的两个女儿到不远村小读书,大儿子和二女儿转到公社中学,恰好我先后当了兄妹俩的班主任老师,认识了解宋仁伯也正从这些关系开始。

    宋仁伯受迫害遣送回乡,与林彪叛逃折戟沉沙温都尔汗,有时间的偶合,相距不到一个月 。林彪事发后,县里盛传“林彪警卫团长被押回金井”的谣言。他本来遭受林彪路线迫害,反被不知情的群众误解,子虚乌有被戴上顶“林彪警卫团长”黑帽子 。清理林彪反党集团那段时间,突然有传说宋仁伯“被捕”。绘声绘色称“一辆军用吉普车把宋带走”,捕风捉影的传闻被重复着,活楞活现。可是不久宋仁伯又出现在金井赶场街上。原来有一天他背着背篼,去毗邻的荣县留佳公社走人户,公路上遇上部队拉练行军。 一辆吉普车忽地停在他身旁,他诧异了一下,车上下来一位首长行了个军礼,定睛一瞧,原来是曾在军事学院学习过的学员,现在已是师长。 这位首长行军途中,无意间发现了老师,于是请上车到部队耍了几天。他乐而忘返,这可急坏家人,八方打听,四处寻找,最后还是部队送回来。戏剧性一幕被好事者渲染,宋仁伯成了新闻人物。

     逢场天他常赶场,这是家访机会,了解子女在家学习、劳动情况 。说来也巧 ,三十年前,我岳父也曾是他的老师 。有这等渊源,彼此交谈更融洽。有时赶场约他到学校与两三位老师,喝上两口不要计划的蔗皮酒,天南地北摆龙门阵 。只要摆到文化大革命,他总是耿耿于怀 。对打倒刘少奇一批老干部更是忿忿不平。“文化大革命在干什么?在把好生生房子戳烂”,

这样的比喻成了口头禅 。摆到发动文化大革命,他的注释是“自己在给自己左边一个耳光,右边一个耳光”,指什么?谁都明白,谁都心照不宣 ,听他高见,会使你捏把汗。

     1975年毛泽东请出他称之为“军师”的邓小平 ,中国布满阴霾的天空亮出了一角 。九月,军事科学院对宋仁伯的问题进行复查和重新处理 。恢复党籍、恢复级别,但结论仍留有尾巴,也就是他始终坚持的“文化大革 命搞错了”、“刘少奇整错了”。军事学院派了两名干部到他家,传达重新处理意见,希望他正确认识文化大革命和刘少奇的问题,宋仁伯仍坚持观点不变。二位干部临行前,他抱了个自己种的大南瓜,请带给叶帅汇报几年来的劳动收获。

     宋大学学农,回乡劳动搞了不少科学种植试验,南瓜栽种嫁接就是其中一项, 他种的南瓜确实比其他农民收成好。南瓜没有带走,“尾巴”倒留了下来。

     短暂的安定形势很快夭折。1976年“天安门事件”,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  批邓风卷全国 。有一次新武大队出批邓专栏,大队支书到宋仁伯家请他写篇批判文章。他正在扫地,听来人一说火了 ,他吵着:“你批什么邓,你认识邓小平吗?邓小平干什么你知道吗?别人说什么你只有跟在屁股后头打和声!”越说越激动,边说不时用扫帚指指戳戳,帮助表达他那不合时宜的情绪。好在没有人检举,农民嘛,什么“路线觉悟”不当回事,何况他的弟弟还是现任县武装部长,佛面要看,僧面也要看。

    初步落实政策的宋仁伯,子女安排了工作,全家搬进县城。1979年中国天空云开雾散。四月,接到军事科学院通知回院。他从昆明部队亲戚处赶回来,十日下午到达夹江火车站突然发病,抢救无效病逝,时年五十四岁。“苟余心之端直兮 ,虽僻远其何伤”。宋仁伯在金井“监督劳动改造” 五年,一位被开除党籍的共产党员,怀着对党的忠诚,对真理的追求勇于斗争,不妥协不调和, 虽九死而无悔。他没有看到最后平反,带着遗憾走了。六月军事科学院再次复查他的问题,“尾巴”仍然留着 。这不奇怪,那“两个凡是”象压在孙悟空身上的大山上的一纸符咒,不揭去符咒 ,孙大圣何以翻身?宋仁伯的“尾巴”何能去掉?十一届三中全会揭掉那道符咒,刘少奇主席奇冤大伸 ,文化大革命被彻底否定 ,宋仁伯的“尾巴”也彻底割掉  。

     1980年8月20日军事科学院第三次对他的问题进行复查, 撤销了1979年的复查结论,给宋仁伯彻底平反恢复名誉。宋仁伯再也听不到这个声音。如果人真有在天之灵,也许会感到一丝欣慰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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